原標題：經(jīng)典美術標志中國精神高度

開國大典 董希文

悠久的歷史，深厚的文明，既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(chuàng)造，又是化育中華民族的精神動力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指出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，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。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，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，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。作為中華文明標志性成就之一，中國美術的發(fā)展充分體現(xiàn)了這一深刻論斷。

文化養(yǎng)成孕育民族復興的力量

中國文化素有“文以載道”的傳統(tǒng)，從文學到美術皆如此。在歷代中國美術中，都能看到中華兒女以高超的藝術創(chuàng)造，來抒發(fā)對打擊侵略者、維護國家統(tǒng)一的雷霆力量和浩然氣概。這是中華民族長久以來不竭的精神力量。其中霍去病、蘇武這兩位為維護國家統(tǒng)一、開拓“絲綢之路”的民族英雄，是中國歷代藝術家重要的表現(xiàn)對象。

漢初大將軍霍去病墓前著名的《馬踏匈奴》雕塑，被譽為中國古代紀念碑雕塑中一件非常杰出的佳構。公元前100多年的西漢，正是中華民族全面走向統(tǒng)一強盛的上升期。為免除邊患，漢武帝派遣大將軍霍去病等越過大漠到祁連山一帶痛擊匈奴，取得了決定性勝利?；羧ゲ∮⒛暝缡?，漢武帝下令把他的墓冢修筑成祁連山樣子，并特別雕塑了這座《馬踏匈奴》。

這座雕塑表現(xiàn)為一匹昂首屹立的戰(zhàn)馬踏翻一個手拿弓劍的匈奴侵略者。雕塑上半部是圓雕，下半部巧奪天工地把匈奴侵略者塞滿，做成一個浮雕，構成了紀念碑雕塑結(jié)實穩(wěn)定的構造。以戰(zhàn)馬象征勝利者的英雄氣概，反襯戰(zhàn)敗匈奴侵略者的狼狽相。這座2000多年前的雕塑，形式和內(nèi)容高度統(tǒng)一，表現(xiàn)完美純熟，是世界雕塑的經(jīng)典之作。

另一位是蘇武。蘇武和霍去病是同時代人，公元前100年出使匈奴，后因變故被匈奴囚禁。他在牧羊地依然把漢使的節(jié)杖豎在當?shù)兀砻髯鳛闈h使的尊嚴。蘇武牧羊的事跡在中國家喻戶曉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美術家的創(chuàng)作。宋代畫家李迪有《蘇武牧羊圖》團扇小品，明代畫家陳子和有《蘇武牧羊圖》中堂，清代揚州八怪之一黃慎有《蘇武牧羊圖》、任頤有《蘇武牧羊圖》，近現(xiàn)代畫家傅抱石創(chuàng)作了《蘇武牧羊圖》。這些作品風格各異，但都選擇了展現(xiàn)冰天雪地中大義凜然、傲然挺立的蘇武和不倒的使節(jié)節(jié)杖。

康德說，有兩種東西，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，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，不斷增長，這就是我頭頂?shù)男强蘸托闹械牡赖路▌t。自古以來，德行高潔就是中華民族對理想人格的追求。叔齊、伯夷為商代王子，他們不愿繼承王位。周滅商時，他們力勸周王不要殺戮，被姜太公稱為“義人”。商亡以后，二人為抗暴守義而餓死首陽山的事跡，被歷代奉為道德楷模。南宋大畫家李唐、梁楷分別畫過千古名畫《采薇圖》，清代呂煥成畫過《深山采薇》、蘇六朋畫過《西山采薇圖》，以弘揚前賢高義，抒發(fā)敬慕之心。

人格精神顯示堅定的文化自信

中國畫的人格化是中國美術的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，因此無論畫什么都在體現(xiàn)中華民族的精神和畫家自身的理想修養(yǎng)。經(jīng)過長期的藝術實踐和文化熏陶，中華民族把自己理想人格寄托在一些特有的物象之間，形成了中國古代藝術特有的“意象”概念。

在中國美術人格化中，家喻戶曉的意象莫過于“四君子”（梅、蘭、竹、菊）和“歲寒三友”（松、竹、梅）。

以竹為例。竹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出現(xiàn)在我們先民的生活中，最早與藝術家發(fā)生關聯(lián)，見于北宋《太平御覽》記載的王羲之子書法家王徽之曾道“何可一日無此君！ ”此后，“此君”就成了竹的雅號。到宋代文同始創(chuàng)墨竹，竹作為中國畫形式成熟起來。蘇東坡說：“可使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。無肉令人瘦，無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士俗不可醫(yī)?！睆纳畋仨毜街褡幼陨硇钨|(zhì)的中空謙虛、堅韌挺拔，從高士追慕到先賢的開示……千百年來，竹成了中華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，而中國畫則是創(chuàng)造這一理想人格的藝術載體。

其他三君子也有著大致相同的人格化、藝術化的歷程。到明代，“四君子”的人格化藝術形象已深入人心。當人們畫“四君子”，就是在一遍遍修煉自己的人格理想追求，就是在堅定內(nèi)心的道德法則。清代書畫家、廉吏鄭板橋題寫在自己《墨竹圖》上的畫意詩，成就了千古名篇：“衙齋臥聽瀟瀟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。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一葉總關情。”

中國文字以象形等造字法則形成，書寫的毛筆兼具造型與表意的功能。因此形成了會寫字，基本就會畫“四君子”，先做文人后做畫家的中國美術傳統(tǒng)。同時，中國文字和書寫的特殊性，使得中國書法成就了高度發(fā)達的藝術。被譽為“三大行書”之一的《祭侄稿》，就是唐代書法家顏真卿，在聽說侄子為維護國家安定被叛亂者屠殺后激憤中疾書而成。文字通過書寫藝術化，充分表現(xiàn)了中華文化的人格精神。這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先天優(yōu)勢。

美術啟蒙是民族振興的號角

在近代中國史上，救亡圖存、振興民族是幾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繼、英勇奮斗的目標。在這可歌可泣的偉大斗爭中，美術啟蒙正是時代嘹亮號聲中的一份子。

五四新文化運動中，蔡元培、魯迅、陳獨秀等人就大聲疾呼美術啟蒙，喚起民眾。魯迅大力支持的“新興木刻運動”深入人心，延安魯藝培養(yǎng)了大批革命美術人才，使革命有了自己的美術藝術形象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，美術界首先以人物畫為突破口，產(chǎn)生了《粒粒皆辛苦》等優(yōu)秀作品，雕塑有《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》《艱苦歲月》等，油畫有《開國大典》《延安火炬》等，版畫有《阿詩瑪》《青年人》《主人》等。藝術家們在十幾年中創(chuàng)作出了代表新時代的經(jīng)典作品。

進入21世紀以來，《20世紀重大題材美術創(chuàng)作工程》《中華文明史詩美術創(chuàng)作工程》《中華家園美術創(chuàng)作工程》等多項重大美術工程相繼啟動。把5000年中華文明史和當代“中國夢”的偉大征程相結(jié)合，中國美術正在激發(fā)創(chuàng)造力，著力描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“中國夢”。